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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知识界走过了完全排拒、折中——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完全西化的弯路，现在看来，真正健康有效的还是融合于一途。

纵观迄今为止的各种文章和讲演，李泽厚对康有为的实际政治操作能力始终评价较低，而对他的思想创造力和政治设计则不断正面化，且评价越来越高，常有引之以为同道之感。但李泽厚思想中有比简单的自由主义更为复杂的成分，比如，他认为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要取决于经济基础，他对于历史唯物论的坚持，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拒斥和对于英国光荣革命的推崇，都很难用自由主义来简单地命名。

即这些思想在与中国社会融汇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新的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78页）很显然，这样的分析和批评深受阶级分析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模式的影响。他是‘西体中用的先驱。革命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需要依赖孔圣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正需要彻底摧毁以这一圣人为偶像和标志的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80页）在革命至上的逻辑中，康有为安顿历史和现实的三世说不能被同情的理解，但是，如果照顾到康有为自己的思想逻辑，不理解其三世说，那么他的大同乌托邦便成为无由来的空想。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反思近代的激进思潮，就是这种思潮把暴力革命视为历史进步的唯一标准，一直到毛的‘斗争哲学，这教训要认真总结。在政治立场的角度，李泽厚将康有为视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论说。今文学理想的大学则不然，它已经不完全是贵族子弟的学校了，渗入了从王朝领地和诸侯领地所选送来的大量的秀选之士，这批人是从农村、从乡校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富有广泛的代表性。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辩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周是乡与都、鄙不同，遂和乡与都、鄙又各有同有不同。天道穷至于阴阳相薄也，君德穷至于攻战受诛也。结合前面所说的国子入国学而后再由王朝任用的规定来看，很清楚地显示出贵族和平民从受教育到作官吏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曾子曰：取人者必畏，与人者必骄，今说者怀畏，而听着怀骄，以此行义，不亦难乎。[1] 详另文《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学术思想的演变》，载《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五七年第二期。

但两者是不能分割的，不能孤立起来讲论的。《汉书·盖宽饶传》载：宽饶奏封事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1]正是因为微言的内容是经世之志，[2]是天子之事，[3]是一王大法，[4]是新的一套理论，是继周损益的一套创造性的革新的制度，这和宋儒所谓性命之道才是微言的意思全然不同。从表面上看，法殷是法殷之质，法夏是法夏之忠，而实际上则并不如此。

六遂既被称为野，所居又为野民，又不当兵，这就正是孟子所说的野。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但孔子却只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

先秦诸子号称百家，班固列为九流十家，司马谈则只分六家，就实际论，主要者只儒、道、墨、法四家而已。墨家法夏，而《孝经》多用夏法。

但他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古文学家抓住旧史来批驳今文学，说今文学家信口说而背传记，怪旧义而善野言。

《天保》、《祈父》、《采芑》、《大明》、《四牡》、《嘉鱼》、《鸿雁》等，都是《诗经》的篇名。而遂则绝对找不出军制的痕迹。[4] 《韩非子·内储说上》。[3]他这一思想，就是从鲍丘子那里继承下来的。[9] 《宋元学案·梭山复斋学案》。高光征伐，定功业也，各因其运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2] 《三国志·魏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许芝疏引，参《长短经·三国权》引文互校。它的作用是否定了天子所受天命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传统观念。

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例如孔子说过：吾从周，[2]这是不能不局限于时代的一面的。

周代之致万民而询焉的制度乃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政治权利不平等的制度。周以殷遗民分封诸侯，故诸侯也就有三郊三遂，情况略同于王畿，所以在春秋以至战国初，一部分国家都还存在着国鄙、国野的区别。

于此然后知以董仲舒作为论述西汉今文学的代表是绝对不妥当的。《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说：圣人制井田之法，……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但这样的作者又说：汉兴数十年间新社会已成长起来了，正是在这个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孔子才从此取得独尊的地位，这岂不是孔子的学术有合于汉兴以后新社会的要求，才能得到汉代的推崇吗？孔子在生时，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语），可见在当时反对孔子的正是旧的统治者，难道孔子专门拥护当时的旧势力，而他们反不要孔子拥护吗？到战国末期，从韩非子的话来看，只有儒、墨是当时的显学，儒、墨既不为六国的君主所重视（他们重视的是法家），则这一显学的地位，自然是后代多数人多抬出来的，所以汉兴数十年间，儒家就取得了师表万世的地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齐诗》有所谓四始、五际的学说：《大明》在亥，水始也。

闻诸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虽然提出了素王、新周、为汉制作等纲领，但也语焉不详，缺乏具体内容。

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何以为二伯乎？曰：三公在外称伯，东西分为二，所以称伯，欲抑之。

这样，虽然把理想的制度保全了，但却把真正的三古制度搞得混乱了。总观全文，大抵摭拾《墨子》之文，其为墨家思想甚为显著。

乡遂在学制上的差别也取消了。陈乔枞说《焦易》多合《齐诗》[3]，京房学《易》于焦延寿，他的思想自然是能合于《齐诗》的。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把这一学说发挥得最完备，以至于千头万绪，这自然不是孔子所能达到的程度，也不是秦汉儒生那一个人独力所能作到的，而是在长时间的封建社会严酷统治之下，在许多人的思想启示下才达到的。

这便是现在所用革命一辞的语源。（二）孟子向滕国建议：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中庸》说：君子时中，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的思想相同。